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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智堅──兩個身份,一個祝福

黃智堅住在台灣,訪問他,是因為他在殘疾同志平權運動上,貢獻多年,也因為,他在兩年前和鄭智偉成立了台灣唯一的殘疾人士性義工團體──「手天使」。 從香港飛到台南,又從台南坐高鐡到台北,從高鐡站坐的士到他工作的電台,談了幾句鐘,再同日飛奔回台南。這個訪問,安排得一點不容易,能對談的時間不多,很珍貴。

在前往訪問的路上,設計了一大堆問題:手天使聚集一群義工,願意專門幫殘疾人士打手槍,真的?怎樣的人會有興趣做這類事情?具體要怎樣安排?運作的情況是怎樣?為何沒有其他類型服務?體位如何遷就?很好奇,甚至有點獵奇,禁不住腦裏想像出來的一片綺妮的畫面──當然,也同時狠狠地罵自己。直至黃智堅真正出現,他坐在輪椅上,很客氣地寒暄,幫忙調整室內的燈光和隔聲裝置,在暗黃的錄音室射燈下,聽他談社會對性的禁忌、殘疾人士受忽略、人權、平權運動,了解他為何要開山劈石,把埋藏冰封下萬年的問題揪出來,要觸碰「殘疾人的性需要」這話題,還直接提供服務,需要強烈的信念,更需要勇氣。

當然,談得最多的還是「手天使」的服務。看得出黃智堅不想淨是一個勁兒解釋床上的肉體服務細節,他有理念,而他更想談的是理念本身,性是人人與生俱來的需要,以性作為窗口,介入殘疾人士的生命,不只是提供床上那幾十分鐘的歡愉,而是要利用那短短幾十分鐘,改變人的一生。

打開「手天使」的官方網頁,曾接受服務的肢體障礙者Steven,直率地分享:「當我承受不住,想要結束生命時,我會申請第三次服務……」一個簡單的打手槍動作,服務過兩次,竟成了受助者的救命鐘。這叫「性」的東西究竟是甚麼,這手天使義工能給出來的又是甚麼,會把人的生命摧折、扶起、昇華?這裏面藏着些甚麼威力強大的能量?

性是鏡子

或許,性是甚麼這問題,沒有人能準確解答得了。但很多時候,性話題像一面鏡子,你站在它面前,會害羞麼?會暗地興奮?會臉紅心跳?有悔恨終生的故事?只有一談起性,人的各種面向才有如潘朵拉的盒子,妖魔鬼怪一隻隻跳出,而在這些怪物當中,可能都有你和我的影子在內。

黃智堅一雙腿行動不太方便,從小,他本身就是一面鏡子,照出了人世間的種種奇怪臉孔。

唸國中,一次跟朋友玩,有個同學跑來,惡作劇地掐了黃智堅的大腿一下,他喊痛,同學才恍然大悟:「啊!原來你的腿有感覺!」都以為腿不能動了,就等於不存在。又,一班國中男生,圍在一起,談起各自的身體、發育,種種跡象都叫少年的男生又驚又喜,一見黃智堅走過來,馬上轉話題,都不願談。

「為甚麼?」黃智堅問。

「因為你不懂,你沒有這個需要,我們不知怎樣跟你聊。」同學答。

我有這個需要呀!黃智堅在心裏喊,但原來,一般人看見人坐在輪椅上,就等於下半身消失了,不知道,原來性不在兩腿之間。

在台灣,肢體障礙佔全體身心障礙人口最多,分為輕、中、重、極重,很多重度以上的障礙者,得留在家中,接受家人或俗稱「阿姨」的受僱照料員每天上門照顧起居。他們是沒有私隱的一群人,穿衣服、洗澡、上下床,統統由身邊的人協助。可是每個人,不分健全殘疾,到一定的年紀,都有性需求。

「那慾望來的時候,那怎麼辦呀。」黃智堅的聲音很輕,但有力,他一臉認真地問這個問題。

現代的婚姻體制,跟經濟掛勾,有樓有車有學歷的,是理想的結婚對象,要是殘疾,沒有工作能力,難以走進婚姻體制。沒有收入,長期留家,連最低限度的交朋結友都沒機會,更徨論拍拖。

很多重度的肢體障礙人士,就一直這樣待在自己的家,世界就只有那麼一點大。最能在一旁察覺、幫忙的,是家人,但在東方華人社會,性是重擔,是禁區。

「父母長輩都會說,啊,這個不好,不可以講,不可以去想。可是這樣它仍是存在的。手天使就是為了這樣的需求存在。社會對性充滿了害怕,但又一直在進行着。可是也不去進行性教育,害了大家。手天使的成立,就是包括了我自己,在成長過程中,很多人以為我們沒有這個需求,這是大錯特錯的想法。」黃智堅道。

2013年,黃智堅跟幾個朋友聚在一起,談論要怎樣開始這個計劃。當時朋友一致推舉黃智堅做領導者:「群組裏,只有我一個是殘障者。我說,我自己行動也不便,怎樣幫他們?」結果,組織還一致決定,任何受助者來找手天使,第一個接觸的人物,必須也是殘障人士。成立官網以後,第一個接受服務的,是一個28歲的男個案。

「那位男生的手部功能很弱,」黃智堅說:「他成長過程,都是住在家裏。」男孩子早上有夢遺,家人看見了,默不作聲把衣服拿去洗,然後就不知該怎辦好。又有一次,男孩跟在父親的電動機車後面,他的手沒力,要把身體往爸爸身上貼,抱得很緊,機車往前開動,機器一直在震,男孩的下體便開始有反應。

只見父親錯愕地回頭問:「你……幹嘛?」

「我沒有幹嘛,只是震動會有反應。」男孩答。然後談話中止。

家人明明就看見這個男孩的需要,但不知怎樣幫忙。接觸手天使過後,男孩驚嘆:「啊,世界上有這麼好的事嗎?」

但黃智堅先不提供服務,他選擇跟男孩見面、聊天。

「服務過程花非常多的時間。一開始我要跟他聊天,了解他個人對社會的理解,一般殘障者對社會的接觸不是那麼多,也同時了解他的個性,身體的狀況,他移動的情況是怎樣,這會影響我們日後服務時,抱他上床是怎麼抱。」受助者對甚麼具傷害性的字眼敏感?家人的背景是如何?接不接受家中兒子接受服務?他是同性戀?異性戀?誇性別?對於這點,黃智堅不直接問,他就在言談間去感受猜測。啊,忘了說,黃智堅自己本身,也是同性戀者。

第一次見面,得到了這麼一大堆重要的資料,黃智堅回去後,有一大堆表格要填。跟伙伴開會,討論能不能服務這個案。

「不是只有我自己去問他,我也把自己放低了。我們會交換一下彼此的狀態,我的故事是怎樣,腿是怎樣的狀態,用同理心,讓他接受我,那他就會愈講愈多,讓我知道他的內心。」黃智堅自己也是殘障者,這個身份,幫了一大忙,受助者看見他,往往較願意投以信任。「有一個個案,我跟他用Skype談了半年了,他住在台灣南部,我也要專乘下去看望他,跟他父母見面,介紹自己是甚麼人,但不能說我要跟他做服務,重點是讓他家人信任。」

完成了第一次面談,開會後,如團隊認為能夠服務,那就安排第二次見面了,但,還不是提供服務的時候。

「第二次面談,我也是一定要出現,讓受助者安心和信任。另一位,是特殊教育老師,我們兩人一起跟受助者面談。」黃智堅說,他自己只是「資深殘障者」,他了解殘障人士,但有關人的心理、情緒的輔導,談及性的時候會引起的反應,還是要邀請專業人士協助。「第二次見面,我們要解釋一次我們的遊戲規則是甚麼。服務的地方視乎是家裏、或是旅館,我們就上那個地方,視察環境。」

這樣層層遞進,一次又一次接續面談,所花的時間,遠比打手槍服務那幾十分鐘多。黃智堅在這些面談中,要處理的,就是人對性的恐懼和渴望,鑽進受助者內心矛盾又刺痛着的地方,灌輸「性是人權」的概念:「有些受服務者,在跟我們談的時候,仍是害怕,怕被知道,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,很可怕的東西在控制着。他們會想『你怎麼可以想這種東西』,不讓自己去想,從小到大就養成是這樣。所以見面的時候,我會很強調的說,這是你的人權。在你看不見的時候,你的朋友、兄弟、爸爸,全部都會打飛機,只是他們不讓你知道,只是躲起來。你不該覺得這是恥辱的事,只是我們身體不方便,沒辦法而已。」

說到底,「手天使就只是打手槍那麼簡單嗎」,黃智堅問。打手槍只是一個誘點,從這誘點開始,障礙者才可藉此重新看自己的身體,築起他跟人之間的互動。原來一談性,隱藏在心裏的悲喜抑壓全部給釋放出來,這個時候,正正是改變、介入的好時機。走進人最黑暗的角落,撫摸那最軟弱晶瑩剔透的一層柔膚,輕輕問:「要不要醒過來,走出去?」要走這條路,得輕輕用腳尖踏鋼線,一不小心,會走錯,會傷到另一顆心,黃智堅很用心地探索着。

你會擁有,也會失去

手天使的義工,分為兩類:協助策劃、準備服務、善後工作的行政義工,和真正提供服務的性義工。跟受助者面見,對其背景了解清楚,心理上都準備好以後,義工團隊便開始計劃性服務的細節。

很多重度肢體障礙者,都是住在家中的,由於行動不便,24小時受到看顧,性義工如何上門提供服務?那得考驗團隊的細緻計劃──盡量詳細從受助者口中知道家人的作息行程,算準家人離開的時間,受助者能獨處的短短窗期,要是很困難,就給受助者在外面租個旅館房間,但如何協助受助者離家?如何在陌生的地方處理上床下床的技術問題?可以想像每次提供服務,都像打仗。

黃智堅、特殊教育老師、四位行政義工,會於服務當天,一同拜訪受助者。服務指標:15分鐘內,義工要把場地佈置妥當,包括把床舖得舒舒服服,製造氣氛,放香精油、紙巾、潤滑液,一部手提電腦,視乎受助者的性傾向,播放直的色情片或同志片,行政義工在一邊忙着做這些,黃智堅跟特教老師在另一邊,跟受助者聊聊天,放鬆彼此心情。

「我們會跟受助者說,如果一會進來的性義工,你覺得不適合,沒有感覺,你可以拒絕他,你有拒絕人的權利。」黃智堅說,一般重度殘障者,習慣了被人幫忙,有時感覺不舒服,不被尊重,也不懂說不。「但在手天使,我想改變這個概念,人家來幫你,殘障者可以拒絕。相反,人家性義工進來,可能也有權拒絕你,是雙互的。」

「讓重障者知道,人一生,你會擁有東西,也會失去東西,人是會這樣,社會也會是這樣。很多重障者被家裏照顧得太好了,會像溫室的花朵,不知外面的險惡。」黃智堅是同性戀者,也是殘障者,他自己交男朋友、被拒絕的經歷,就會在這些時候掏出來,分享灌輸。

這個時候,真正負責性服務的義工,早在附近等着了,並有另一位行政義工陪伴着。十五分鐘後,團隊把房間準備好後,挑戰來臨──把受助者抱上床,每位重障者每位的身體狀態不一樣,抱上床下床,往往最花時間。而脫衣服方面,「我們會跟據他身體的情況,問他喜歡讓行政義工幫忙脫,還是讓性義工來脫。」

這樣周到地照顧好每一個環節,仔細、體貼。然後,行政義工和黃智堅一行六人離去,讓性義工進來,服務真正開始。「服務的長度每次是90分鐘。不管你是很早就射出來,很晚才射,或射不出來,都一樣是90分鐘。如果射出來後還不到90分鐘,那你想跟性義工談天,擁抱,做做朋友之類的,我們都可以接受。我們想透過這個方式,讓他跟人有互動,平時這樣的機會不多的。」有些性義工很貼心,射精過後很大方的讓受助者抱,性義工還會說:你知道嗎,這種擁抱就像你跟心愛的人擁抱的感覺一樣,臨走還會親一下他的額頭。

九十分鐘過後,團隊再進來,性義工已經把受助者的身體擦得非常乾淨了,也幫忙穿好的衣服。行政義工會幫忙抱他回輪椅上,迅速把房間還原成初頭的模樣,把味道想辦法清除掉,床整理乾淨,衛生紙每一張都得帶走,不留下一點痕跡。

像特工!有一次,團隊還來不及離開,受助者的爸爸就回來了,差點被發現,黃智堅捏一把汗。

手天使提供的性服務,每位受助者,只限三次,很多人走來問黃智堅:三次?一個男生的一生,不只打三次手槍吧?

「不要忘了,手天使不是在救濟、同情,是透過這三次,去激發、改變,要讓他走出家裏。手天使不單只是打手槍的,我們做得更多,我們做的是誘發在人可能的範圍內改變生活,其實我們已遇到很多開始改變的人了。」

最燦爛的煙火

想成為手天使的義工,要先按時出席會議,黃智堅會用他身為殘障者的目光從旁觀察,看看他們眼睛裏有沒有同情、憐憫、可憐,決定能不能派他出去。「我們從小是這樣長大,對這很敏感。性義工若不能把這部分處理好,你是傷害了他,也傷害了自己。」而且,一定要擔任行政義工兩次以上,才可負責做性義工。每次提供服務,黃智堅跟受助者事前的面談,會錄音,性義工進房前,會被問及感受、錄音。性服務完結了,大伙兒又會聚在一起開會,檢討改善建議。

不厭其煩地做做做,所有細節都紀錄下來,把文件整理好,就是一個個案例,日後要是要向人解釋團隊理念,這些資料就很有用了。

說起性權,人人都覺得很困難,怎樣談?怎樣向官方機構提出?連民間的慈善團體,都可能視而不見。社會日漸進步,殘障朋友的教育、無障礙設施、就業,醫療,房屋,都慢慢有人關注,就算發展仍不完善,最少有人知。但性,黃智堅根本不寄望社會可以幫得了忙。「我身為殘障者,很清楚知道沒有任何政府國家家人老師可以幫得了我們,所以才用最人性的方法,用性來做切入點,就因為沒有人敢碰這一塊。」

通過層層努力,現在的殘障朋友,大致都能上學、上班了,基本生活上了軌道,也有人照顧,但,要是人一生都孤身寡人,沒有跟另一個生命靠近過,體驗接吻,肌膚的觸碰,眼神細膩的交流,那麼人的心裏,會不會總是有一股聲音在呼喊救援?

黃智堅說:「很重要的一點,是在殘障者的一生中,其實是沒有性別的。以女孩子來說,都是愛漂亮,但很多父母為了照顧殘障女兒比較方便一點,就把頭髮剪短短的,跟男孩子一樣平頭裝的女孩,大有人在。她們不是男也不是女,就只是一個人,男女沒有差別。男生呢,父母一定會想,我兒子是殘障的,有誰會想跟一個殘障者在一起?所以也不會鼓勵他們去找女朋友甚麼的。」

不賦予殘障人有性別的權利,是因為社會寄望男、女人會做的事,沒有他們的份兒。

「很多父母常常說的一句話:『你就這樣好好的生活,到老,別餓死就好了,有人照顧你就好了。別多想甚麼其他東西。』」黃智堅說到這兒,很難過:「很多時殘障者都不被當成一個人來看,比一隻狗還不如。這是很殘酷的事實,一直在我們生命裏面出現。」

「手天使用性來做切入點,就是讓殘障者做回一個平常的人,讓他們被平常看待就好了。其實,你不把一個人當成人來看待,才會特別的照顧你,可憐你、救濟你。不是說慈悲心不好,但把這些東西都拿開以後,我們要想,怎樣從內心去看一位殘障者。」

手天使第一個服務對象,是同性戀者,之前沒有戀愛過。接受服務之後,他跟黃智堅說,要試試出去交男朋友,黃聽了很高興,馬上介紹尋找相好的熱門地點,最重要的是,受助的男生願意把自己投擲出去,選擇冒着險的被拒絕機會,出發追愛。

第二個受助者,28歲,從沒離開過家,所謂出門,是從自己房間到家門口,被家人照顧得像寵物一樣。黃智堅跟他在Skype談了幾個月,有一天他開口說:我在家用力練習推輪椅了,自己一個跑到附近的漁港去。他又說,在網上看到殘障朋友的活動了,了解到更多,想離開家裏,上台北。

他的改變,很大,黃智堅說,他最後接受服務當天,是雙十節。

「政府每年花那麼多億,慶祝國慶放煙火,只是一下子而已。手天使沒有多少錢,我們卻讓一個重障者在那一天射精,他也射出了最燦爛的煙火,那是他人生最美麗、最驕傲的煙火。」

手天使現在服務的,都是重度的肢體障礙者和視障朋友,而且只限男性,服務只能限於打手槍,全套的性服務,礙於法例,不能進行。而在黃智堅心中,最牽腸掛肚的,是女性。但台灣的法例是,凡是有「侵入性」的性服務,都是違法。「我一直對女性比男性更在乎,你看在社會,談到這個部分,女生是不能出聲的,一談,就是淫蕩。中國5000年的壓抑和重擔,全放在女人身上。一般女性都已經這樣,那殘障的女性,她能講嗎?一講,家人就說,你怎麼可以談這種事情,你學壞了。」

黃智堅是同性戀者,很多殘障女性朋友,當他是姊妹,很多心事都掏出來談:「她們常跟我講一句:可能到我死了,還是『完壁歸趙』。聽到這些話,我蠻難過的,完全感受到她們說這話時心裏的痛。」

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要求,一向詭異,先要女性貞潔,有過多名性伴的女人,會被污名淫婦,直到女人結婚,還應該是處女,但如果女人一生不嫁,又會被嘲為籮底橙,剩女,還有一大堆一大堆貶名。黃智堅口中的殘障婦女朋友,她們很想做愛,僅此而已,有問題嗎?

「我希望手天使有天可以提供全套性服務,不論是男性或是女性的殘障者。」這樣,才是完整的人。「如果要衝撞法例,也可以,如果可以帶來改變的話。被關,如果可以引起法律的改變,讓我覺得值得,也可以被關。」

「我非常期待被關。」黃智堅再說一遍。

2013年,手天使成立。現時,義工人數大概十人,真正接受了服務的受助者人數,是兩人 (2014年11月),都是同性戀者。有一位,臨時打退堂鼓。隨着義工隊漸漸為人認識,很多高學歷的健全朋友前來加入,有部分是異性戀的男生,把這些人力儲起,日後義工團隊準備衝撞法律,服務女人時,就靠他們了。另外,也有異性戀女義工加入,而等候服務的名單上,就有四、五個異性戀的重障男生。

遺憾的是,訪談過程忽忙,除了黃智堅,其他手天使的義工就無法見面了。對於這樣的一個小小組織,沒錢、沒資源,想方設法走法律縫隙,純粹一片俠義熱血,為社會欠下殘障朋友而努力還債的人,只能心存感激,心頭的顫動,也沒法很具體地描繪出來。而凝望人流竄動的街道,很繁榮,但每個人都有着自己的矛盾煩惱吧,而且,我們生來,都是孤孤獨獨的,只需為自己的生命負責,我們怎樣可以活得好一點?回看殘障朋友的故事,腦裏總無法釋去這個問題。

附:黃智堅個人訪談

黃智堅在台灣的性別、殘疾權利運動中,是重要領袖,他帶領身心障礙同志團體「殘酷兒」,主持同志電台節目「真情酷兒」十年,成立手天使,連年台灣殘障團體、同志團體遊行,都有他的身影,這樣的背景,自然讓人想仔細訪談,請教他多年來,帶着殘障者、同志的身份,對自己的社群不離不棄的故事。

這樣的運動領袖,他們為了一股熱情,奮力投身進平權運動,而沒有實質回報,這個決心是慢慢地進佔腦袋,或是一下子「噹」地一聲:「老天!我要幹這件事情」?又,很累很乏力的時候,怎樣一步步跟自己對話,扶起自己,重挑責任?

黃智堅言談清晰,多年的電台主持功夫,很深厚,他的話,原文照錄,就可以。

我不是在台灣出生的,我在寮國出生,12歲時,中南半島淪陷,我全家逃亡來台灣。我三個月大,開始得小兒麻痺,8歲之前,我媽不斷帶我到處治腳,見過看多莫名其妙的醫生,吃過很多奇奇怪怪的神仙藥,可是從這樣的經驗,我發現我比別人早熟。我懂得看人臉色,懂得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生存。

從小,我一直不接受同志、殘障身分。國中畢業後,我把全部認識的殘障朋友電話簿全撕掉。我告訴自己,國中畢業了,要進入社會工作,我得健康一點,要開朗樂觀,要殘而不廢,所以就不再跟殘障朋友來往,在馬路上要是看見另一個殘障人,我的頭會撇開,因為如果看他,我就看到我自己。我以為只要看不到這些殘障人,我就會變得開朗。現在回想,其實我是不接受自己,欺騙自己。

到25、26歲以後,我覺得不妥,不想再欺騙自己下去,逼自己再去認識殘障朋友,到29歲,重新接受自己的殘障身分,也在同一年,確定自己是同志。我覺得是老天故意安排好的,把最困難的殘障部分,要我用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做這人生的功課,然後同志的部分,我花了不到一年就接受了。跟29年的殘障生活比起來,「基」這回事就是小毛見大毛了。無論我怎樣,殘障的身體是一直存在的。我曾跟一位愛滋病患朋友講:「你要慶幸自己得的只是愛滋。」對方說:「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!」我答:「對呀,現在用藥控制的話,你還是活得好好的,你的肌肉還練得那麼漂亮。但我的腳,好像一直沒有科學家想辦法把我的腳變好耶。」可能要到有一天我死了,躺在地下了,我才不用理會小兒麻痺這事情。跟這位朋友說完後,他改變蠻多的。

從小到大,一直到現在出來做事那麼多年,有事,我不會跟朋友說,大家都只是會見到我開心的一面,我傷心、黑暗的一面,從來不會讓人看到,包括我的父母。我欠了我父母,我不應該給他們任何負面的情緒了,讓他們去承擔了。所以我從小就有一個很棒的正能量來源,我會自己安慰自己。男朋友追不到,那就把愛的能量累積起來,下一次遇到愛的人,就把能量一次過給他就好了。這種東西,是被殘障的生命磨練出來的。如果很傷心的時候,我老是會這樣告訴自己:「不怕,撐過今晚,明天就會好了。」要做傻事的時候,我總會跟自己說:「捱過今晚,明天再來做傻事。」

若有其他的殘障朋友一生自卑,沒辦法走出來,我也可以理解的,因為實在太苦了。可是如果你不接受,它也不會因此而改變呀。你可以心情好一點,那這條路就可以順一點,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呀。

走在同志的路上

從1999年我認識了我男朋友,到現在已經15年了,一直以來,我作為男同性戀者這方面,改變蠻大的。以前我只是想把我自己做好,養好,混合社會,作一個好的形象,照顧好自己,交待好社會就行了。然後我全部做了,社會對同志的觀念還是沒有改變。他們怎樣可以接受呢?就是我們全變成異性戀者,這才是他們要的。從此之後,我就積極加入同性運動,對我來說,這是一個人權的問題。你要當怎樣的一個人,不用向別人交待。很好笑的,馬英九以前當台北市市長時,雖然沒有給很多的經費,但也少少的支持同志運動。現在他當了台灣總統,就說台灣同志要結婚,得經過兩千三百萬人同意。馬英九他結婚,經過了兩千三百萬人同意嗎?他現在的施政那麼爛,那麼多破政策被強逼通過了,他經過了兩千三百萬人同意了嗎?百分之九都不到,那為甚麼同志結婚要經過兩千三百萬人同意?也有其他政客說過類似的話,但他是總統,講話有一定的高度,他要負責任。

我一直做同志廣播,我以前就是專把同志正面、陽光的一面表達出來,但現在做同志廣播,我必須要把同志運動放到節目裏面。15年來,我覺得蠻多的,如果弱勢社群自己不走出來,社會、政府不會給你任何支持和資助,只能自己站出來。在台灣,殘疾同志是蠻被健全同志照顧的,不會跟不上就把我們掉到一邊。我是一直走了八年,才有能力回過頭,把運動中的養分帶回殘障圈,然後開始做殘障運動。

這是我人生蠻重要的一塊,少了這一塊,我就不叫黃智堅了。

在同志運動中,我認識了一個性工作者。我29歲才知道自己是基,認識性工作者時,我跟社會一般人一樣帶着歧視,「這個女人幹嘛要做性交易去賺錢」?可是當我發現了自己的同志身份,加上殘障身分,成為社會上最邊緣的部分,那就不會把自己看得比她們高,我能把自己放到很低,了解對方遇到了甚麼困境。我覺得是同理心把我放下身段,不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。有些殘障朋友,跟他們聊天時,都會說:「唏,這些妓女,怎可以做這種事情。」他們會用妓女這個字。我會答:「你們比她們好得到哪裏去?她們是用自己的體力工作,應該尊重她嘛。社會也歧視你這個殘障的、殘廢的,人家也看不起你,你有甚麼資格去看不起人,其他跟你不一樣的弱勢社群。」同志身分讓我學到蠻多的,謝謝老天給我兩個身分:殘障身分,外加同性戀,這是我最大的祝福。經歷了這兩個部分,沒有任何另外兩個身分比這更悲慘的了。因為這兩個身分,讓我看到人性更光明的部分。

那麼多年的運動,我個人最大的啟發,是同理心。同志這身份是被社會打壓的,我也是殘障者,經歷了社會對我們的看法。我學到最棒的事情是同理心,對社會上各種弱勢的心通、理解。

我們能做甚麼?

我自己覺得,我51歲了,期望政府做一些東西來改善,是不可能。要期望殘障的家人,他們能做的也有限。所以希望從殘障運動去做一點甚麼,爭取了人權之後,大家會看到,以為政府做了好多,原來我們這些人出來,可以觸破政府那麼多謊言。以台北市來說,政府花了很多錢去打造無障礙環境,但我作為輪椅使用者,在台北市生活仍是很辛苦的,在台灣其他地方更不用說了。無障礙廁所我們很多都靠近不了,在路上,常有路中心突出來的東西,他們說是要阻隔機車,但同時把我們也阻隔出去了。政府是沒有心的,但不能說沒心就不用負責任。

政府能做甚麼?家庭能做甚麼?其實他們都不能做甚麼,只能由我們自己站出來,從2000年開始,我每年在11月,號召殘障朋友來殘障遊行,這是比較象徵性的。但在日常生活,我們都是這樣的去抗議。只我們自己才能改變自己,才能改變社會。

最後,有關「手天使」……

手天使人人以為是打手槍,其實,打手槍實在是太簡單了,幾分鐘就可以解決。但服務前後,我們去陪伴他的過程,那是很大的工程。我們不是大型的民間團體,我們只有幾個人,我們又不是政府,沒有那麼多財力,但我們想做一些彌補,這是我們社會虧欠他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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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明:這篇專訪,是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,在去年派獨立記者陳意軒來台灣訪問手天使的創辦人之一的vincent.而收錄在今年出版的『有愛無陷』一書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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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樂天知命,絕不聽天由命的~真情酷兒vincent、也是殘酷兒. 請用力的看我~擁有傲人的同性戀+殘障雙重優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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